略论湖湘文化的特点

春秋战国时代的楚文化，是湖湘文化的早期母体，楚文化中的祝融文化和蛮夷文化是湖湘文化的直接源头。作为独立的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，则起源于北宋末年，形成于南宋时代。湖湘文化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它与齐文化、巴蜀文化、吴越文化等区域文化，有着爱国亲民、务实经世的共同点，但由于它形成的历史时代、地域环境和经济条件的差异，因而又具有自己的特色。

其一，湖湘文化自形成伊始，就广汇百家，具有多源、包容的特点。湖湘文化从它形成之日起，就融汇了百家精萃。周敦颐创建的理学，就是以孔孟儒家思想为核心，吸收了老庄道学、释家佛学而成的，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，开“三教合流”的先河。理学又称道学、新儒学，是湖湘文化主要的思想渊源。明清之际大思想家王船山创立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，在本体论、认识论和方法论等基本问题上，对先秦诸子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学，精研主义，点评异同，去伪存真，从而创立了别开生面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，奠定了清代实学思潮的哲学基础。中国近代启蒙先驱魏源，他的《老子本义》、《墨子章句》、《孙子集注》、《董子春秋发微》等也集兵家、道家、墨家、儒家各派学说的精华。至于谭嗣同的《仁学》，杨昌济的哲学、伦理学，不但融汇了《春秋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墨子》等中国传统文化各家经典，而且吸收了近代西方各派学术思想，真可谓学通中西，道贯古今。所以，从各个历史时期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及其思想来看，湖湘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多源的、包容的，它不偏一说，合众家之长，博采群秀，扬长避短，使之具有时代的适应性和开放性。戊戌以后，近现代湖湘学人，弘扬了这一学风。

其二，湖湘文化深藏民主启蒙意蕴和吐故纳新的精神。传统文化的弘扬，外来文化的吸纳，离不开评判、继承、开拓和创新，湖湘文化颇具这一特色。屈原的《离骚》、《九歌》开一代新风。王船山大胆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“正统”观，认为“天下非一姓之私也”。主张对孔孟儒学、老庄道学、魏晋玄学、佛理禅学等，都应“入其垒，袭其辎，暴其恃而见其瑕”。他在《读通鉴论》一书中，对历史循环论、复古论、宿命论等形形色色的唯心史观进行了一次大扫除，在中国古代史上第一个提出人类文明是向前演进的思想。王船山旗帜鲜明地在政治上否定封建专制，在思想文化上批判唯心主义，充满着民主启蒙和吐放纳新的精神，深刻地影响着湖湘后学。魏源以经世致用眼光，力主扭转那种“不关军国要务、无视民族危亡”，“泥古不切时务”的乾嘉考据学风，提出把学术导向干预政治和革故鼎新的轨道。他遵循经世致用的原则，主编了《海国图志》，广泛介绍世界各国史地政情，倡学西方先进的科技、军事，以实现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。评判、探索和创新进取，是湖湘学派的重要特色和优良传统，是湖湘文化与时俱进的活力之所在。

其三，湖湘文化及其实体湖湘学派，是多成分、多层面的，具有两重性。湖湘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是长期积累的思想成果。它植根于小农经济，在历史上与宗法等级制度及专制政治联系在一起，多属维系封建政治和经济统治的官方意识，精华和糟粕混杂，封闭与开放并存。近代湖湘文化，精华、进步、开放、趋新是主流，但糟粕、保守、排外、护旧的负面因素也不可忽视。近代湖湘文化这种多层面、两重性，既反映在同一个历史人物身上，也表现在该学派的群体和思潮之中。如被目为清末湖湘文化化身的曾国藩，一方面摒弃了一般理学家空谈心性、义理的通病，提倡经世致用，取各家之长，用于实践，主张引进西方先进科技，“仿西洋之法”改革军事，整顿吏治，培养人才，建立新式海军和近代军事工业，在推进中国近代化中有他一席之地；另一方面又没有跳出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怪圈，对西方近代政治制度、管理方法、西医西药、修筑铁路等先进科技知识，不仅不引进、吸收，反而持排斥、反对的态度，其立场同顽固守旧派官僚没有两样。进步与保守、开放与封闭的斗争，同样反映在湖湘学派的大本营岳麓书院内部。戊戌维新期间，书院进步学子杨昌济、李永槐等，受维新思想影响，走出书院，参与南学会的变法活动，支持谭嗣同，唐才常的“新政”主张。书院山长王先谦站在护旧立场，禁止学生参与变法维新运动。他还煽动岳麓、城南、求忠三个书院部分师生，大造舆论，攻击谭嗣同、唐才常、熊希龄等维新人士是“背叛君父”的“康门谬种”，要求巡抚衙门封闭时务学堂，驱逐维新派出湘。这说明，作为观念形态的湖湘文化，作为社会群体的湖湘学派，其内部结构是多成分、多层次的，具有两重性。